大明之帝国中兴（大明中兴之主与蒙古中兴之主首次碰撞，决定未来20年谁强谁弱）

本文目录

• 大明中兴之主与蒙古中兴之主首次碰撞，决定未来20年谁强谁弱
• 张居正一手促成中兴为明朝强行续命，死后为何会遭到暗算
• 「谥法中的帝王」谁是大明王朝的中兴之主，从谥号中或能一窥究竟
• 中国历史上真正中兴是哪个朝代呢
• 明朝弘治中兴皇帝是谁弘治中兴和万里中兴有什么区别
• 大明中兴的最后脊梁李定国，郑成功不及多矣
• 弘治中兴的简介：励精图治大明王朝再创中兴

大明中兴之主与蒙古中兴之主首次碰撞，决定未来20年谁强谁弱

明朝自建立以来，与蒙古各部战争频繁，双方各有胜负。在正统年之前，明朝在双方的战争中处于有利态势。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役中，明朝战败，并逐渐走向衰败，双方形势逆转，蒙古力压明朝。到了成化年间，明朝的对手从之前的瓦剌转为逐渐强盛的鞑靼，明宪宗数次搜套、剿套，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却也使得蒙古数次扰边无果，保大明边境和平。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祐樘继位。 明孝宗在 历史 上享有盛名，在弘治年间，他兢兢业业打理朝政，国内政治清明，百姓生产得到恢复，明朝一度中兴。明孝宗也被后人称为大明中兴之主。

　　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蒙古鞑靼首领达延可汗率军兵临明朝九边之一的大同，明朝与鞑靼的战事一触即发。 说起达延可汗，他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曾先后征服卫拉特部、亦思马因、火筛、亦卜剌，统一了整个漠南蒙古，他统治时期的蒙古是自退出中原地区以来最强盛的时期。达延可汗也被认为是蒙古的中兴之主，明朝人称他“小王子”。 弘治元年（1488年）是朱祐樘继位的第二年，恰巧也是达延可汗亲政的第二年。明朝中兴之主朱祐樘与蒙古中兴之主达延可汗首次碰撞，朱祐樘当时年仅18岁，达延可汗年纪更小，仅14岁。

　　达延可汗率军而来，却并没有侵犯大同，而是给明朝写了封信。 在信中，达延可汗先是抬高自己，自称自己是大元大可汗，然后再放低身段，表示想向明朝朝贡，并请求明朝开放边贸。 然而，达延可汗既然要向明朝进贡，为何又率军兵临大同呢？ 达延可汗的做法软中带硬、硬中有软，显然，他是在试探大明。

　　达延可汗究竟想试探什么呢？他又为什么会提出要向明朝朝贡呢？这还得从明朝的朝贡制度说起。明朝中期以后，朝廷以文治国，对于少数民族的朝贡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政策。例如外国朝贡之时，朝廷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丰厚的赏赐，对外国带来的商品也会高价收购，意在鼓励外国向明朝朝贡，营造万国来朝的假象。这样一来，一些国家就喜欢组建庞大的使团，频繁来大明朝贡，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从正统年到成化年间，蒙古瓦剌、女真各部都曾经这么干过。例如在正统年间，瓦剌曾每年要派几个使团来大明朝贡，每个使团的规模竟达2000多人。正统十四瓦剌朝贡之时，来了2000多人，却虚报3000多人。专权宦官王振看到明朝当冤大头，心中气愤，按实际人数发放赏赐，并削马价，结果引发双方战争，明朝战败土木堡。

　　成化朝时，明朝和鞑靼在河套地区频繁发生战争，明宪宗强硬搜套，使得鞑靼多次掳掠没有所得，于是逐渐退出河套地区。 如今兵临大同，却声称要向明朝朝贡，显然有着求财的目的，想试探新帝朱祐樘，试图恢复以往的朝贡体制。如果明朝接受朝贡，达延可汗就带着几千人去北京领赏，如果明朝不接受，那就动用军队攻打大同，然后掳掠财物。

　　达延可汗的信传回到北京城，在朝堂之上引起轩然大波。史料记载有4个人对这件事发表了意见，他们是兵部尚书余子俊、英国公张懋、兵科给事中夏祚、大同巡抚许进。

　　余子俊一开始并没有发表意见，他强调鞑靼虽想朝贡，却以敌国自称，在称号上故意而把戏，朝廷不可不考虑，并建议在朝堂之上商议。

　 　张懋的意见可谓是一针见血，他说鞑靼在名称上故弄玄虚，实际上是故作姿态，前朝对朝贡太宽容，给朝廷带来负担。现在应让大同的守将告诉达延可汗，如真心想朝贡，要上报合理的名单，朝廷再安排迎送。如观望不来，朝廷应加强戒备。

　　 兵科给事中夏祚却对朝贡一事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所谓的朝贡其实暗藏阴谋，鞑靼人借朝贡名义入关，实则贿赂边将，刺探大明虚实，为害不浅。 夏祚的话也是说到了重点，在正统年间，瓦剌人就曾多次借朝贡的名义入关，拿到明朝的赏赐之后转身就贿赂明朝边将，刺探军情，还购买武器。 瓦剌实际上是在明朝扶持下逐渐强大的，明朝在养虎为患。如今朝廷让鞑靼人以朝贡名义入关，鞑靼人肯定还会做同样的事情。

　　不过，余子俊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由原先对此事持观望态度，转变为支持鞑靼朝贡，他批驳了夏祚的看法：“ 鞑靼在京城未必没有人，如果知道朝廷的讨论，以为我们对他们不好而伤了他们的朝贡之心，朝廷应该接受朝贡，开放边贸，并诏令军民不得欺负鞑靼人，做到贸易公平。 ”夏祚一气之下，骂余子俊太柔懦。

　　余子俊是兵部尚书，在朱祐樘心目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夏祚。朱祐樘采纳了余子俊的建议，同意鞑靼朝贡，开放边贸，但同样也要对鞑靼有防范。

　　大同巡抚许进也发表了他的意见，他说：“ 自古驾驭胡人，都是以怀柔为主，现在小王子感念恩情，向我们朝贡，如不接受，他们会不安，反而会大举入侵，到时更难处理。 ”显然，许进也建议接受鞑靼人朝贡。事实上，许进已经将鞑靼1539人，马骡4930匹安置在大同馆驿，并进一步建议明孝宗安排让鞑靼人分批入关。

　　明孝宗最终采纳了许进的建议，允许鞑靼人入关朝贡，并开放边贸。鞑靼人把4930匹马骡卖给了明朝，价格肯定不低，而1539人的使团分批进入京城，拿到的赏赐肯定也不会少。达延可汗不废一兵一卒，却收获颇丰，自然高兴地退兵了。此事到这里就这样结束了。

　　自土木堡之役以来，明朝在军事上越发衰弱，但在成化朝明宪宗强硬的对敌策略下，明朝与鞑靼、女真等交战多次，却并未处于下风。如果朱祐樘拒绝朝贡，即便明朝与鞑靼发生战争，胜败仍难预料。这场外交对抗是两位中兴之主的首次交锋，朱祐樘最终选择了妥协，达延可汗取得了胜利。

　　只是选择妥协给明朝造成的后果是非常恶劣的，这表明明朝一改成化年间对敌的强硬态度，又恢复了正统年以钱财买和平的策略。 首次外交交锋就妥协，以后再交锋，明朝就没办法再硬起来，只能妥协到底。弘治年间，明朝对外保守的局面也就逐渐形成。

　　 问题是，采取妥协会让明朝边境得到安宁吗？当然不会。 正统年时，明朝向瓦剌妥协，结果把瓦剌养大，最终害死自己。弘治年又打算把鞑靼养大，难道鞑靼就会满足于朝贡吗？从弘治元年（1488）到弘治四年（1492），达延可汗每年都派遣使团入京朝贡。 但此后达延可汗逐渐不满足于朝贡获得的利益，开始频繁侵扰明朝边境。弘治八年（1496年），时隔20多年之后，鞑靼人再次进入河套地区，并一步一步蚕食整个河套。

　　明孝宗朱祐樘忧心忡忡，无奈之下起用了年已70多岁的老将王越。王越在成化年初时曾总制三边，取得红盐池之战的胜利，将鞑靼驱逐出河套。再次面对鞑靼，王越毫不手软，直捣贺兰山，总算遏制住鞑靼前进的脚步。可惜，一年多以后，年迈的王越牵扯到宦官李广案中，竟被活活气死。

　　 到了弘治十年（1597 年）以后，鞑靼扰边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弘治十三年（1500 年）扰边，史料记载“烟火聚落百万余家，旬日之间生产荡然，人畜殆尽”，弘治十四年（1501 年）再次扰边，史料记载“虏酋小王子等七八万骑从宁夏花马池深入固原迄南，分路抢掠，火光营盘数十余里”。在这种边境的战争中，明朝对鞑靼处于完全的下风。

张居正一手促成中兴为明朝强行续命，死后为何会遭到暗算

公元1572年，明穆宗也就是隆庆帝朱载垕驾崩，不到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在内阁首辅高拱、大学士张居正等人的拥护下，登基即位，是为明神宗，即那位“赫赫有名”的万历帝。

万历帝朱翊钧即位之时，大明帝国已经走过了两百个年头，已然步入暮年，这个古老的帝国，面临着无数潜伏着的危机——政治上，官员腐败成风，百姓民不聊生，财政上，国库年年入不敷出，军事上，外有鞑靼、倭寇不断寇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时候的大明帝国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看似强悍的躯干之下，已经腐朽得不成样子了，没有意外发生的话，大明帝国恐怕就要走到了寿终正寝的终点。

所幸的是，一个叫做张居正的人出现了。

在万历帝即位不久，历仕三朝又是内阁首辅的高拱开始把持朝政，清除异己，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为求自保，此前已经与高拱生出龃龉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与冯保联手，弹劾高拱，将高拱从内阁首辅的高位上拉了下来。随后，张居正又借助冯保的支持和李太后的信任，再加上自己“顾命大臣”的身份，成为了内阁首辅，成为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掌舵者。

对于此时大明帝国的种种弊病和面临着的困境，张居正了然于胸，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摆在大明帝国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张居正主持的这场改革是以“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为核心，史称“张居正改革”。

在这次改革的过程中，整个大明帝国从经济到政治，再从政治到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地改变，大明帝国因此“脱胎换骨”了一次。

在经济上，张居正推行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条鞭法”，减轻了百姓赋税的负担，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缓解了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

在政治上，张居正整饬吏治，淘汰了一批贪得无厌、毫不作为的官员，并且将官员的考核再度重视起来，一时之间，大明帝国吏治一片清明。

在军事上，张居正大胆启用戚继光、李成梁等人，数次击退并且重创倭寇、鞑靼，为大明帝国赢得了宝贵的和平时期。

张居正还在财政等方面狠下功夫，使得大明帝国再度国库充实，改变了之前入不敷出的窘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大明帝国回光返照走上中兴，强行续命。

不过，张居正本人却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下场。

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大明帝国的“国之柱石”张居正因为操劳过度，在家中离世，享年五十八岁。四天后，一场矛头直指张居正的政治风暴形成了——明朝的御史言官们先是盯上了张居正曾经大力举荐过的大臣们，随后又牵扯到张居正的身上，张居正的种种罪名如同纸片一样飞到了万历帝的御案之上。

早已对张居正不满的万历帝趁机下令，将张居正抄家，全家流放，在这过程中，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不堪受辱，留下遗书后便愤然自尽，其余诸子皆被流放至边陲之地，不再录用。要不是不少正直的大臣仗义执言，死去的张居正恐怕都要遭到开棺鞭尸。

那么，为什么张居正会落得个如此下场呢？

一、张居正在辅佐万历帝之时，尽职尽责，可以算得上是为大明帝国、为万历帝鞠躬尽瘁了，但是，在繁重的政务压力下，张居正忽视了与万历帝的关系，也忽视了渐渐长大的万历帝的感受。

二、张居正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变法，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政治声望，朝野上下，大家都只知道张居正，而不知道朱翊钧这个少年天子。不到十岁即位的万历帝，又是从下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之中，为了走出阴影，张居正的被清算，只是早晚的事。

「谥法中的帝王」谁是大明王朝的中兴之主，从谥号中或能一窥究竟

前言 说起明朝的「 ”中兴之主”，想必很多人都能张口即来：有人会说当然要属明孝宗，因为历史上有「 ”弘治中兴”的说法；还有人会说是明宣宗，毕竟有「 ”仁宣之治”的盛世美名；甚至有人认为是明神宗，因为有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造就了「 ”万历中兴”的局面。 但笔者要说，上面那三位恐怕都不是，单从谥法上讲，真正被明代官方认可的「 ”中兴之主”，应该是明宪宗朱见深。 肯定有朋友会指责笔者这是在哗众取宠，在现有的通俗历史中，明宪宗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尤其在诸多的文史作家笔下，明宪宗常常成为讴歌「 ”弘治中兴”的反面典型存在，「 ”贪恋女色”、「 ”安于享乐”、「 ”荒废朝政”、「 ”昏庸无能”似乎成了明宪宗身上难以撕下的醒目标签。 可事实果就如此吗？但凡史学论断必有出处，在我们大言不惭的为古人做评价时，是否真的有去翻阅各类史籍，认真比对，小心论证？恐怕大多数人只是人云亦云，拿着他人的观点，不加甄别，便奉为圭臬，殊为不智，这并不是对待历史该有的态度。 接下来笔者会从谥法和帝王的历史作为，来逐一登对，试为大家分析，看明宪宗是否当得起大明王朝的中兴令主。 何为中兴 1 对于「 ”中兴”这个词汇，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它特指古代王朝由衰复盛，重新振作。 这在先秦典籍《诗经·大雅·烝民·序》中便有体现，其中有言：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 此处讲的是周宣王执政时代，逐渐衰落的西周曾短暂出现过中兴局面。 按照谥法的解释：重光丽日曰宣；力施四方曰宣。宣字含有威加四方，重新兴盛之意，倒也符合史书对宣王时「 ”四方既平，王国庶定”的评价，加之经昭穆两世后，周代盛极而衰，开始步入下坡路，周宣王执政前期遏制了颓势，当得起中兴的称呼。 这么说凡谥号为「 ”宣”的，必定是中兴之主喽？ 倒也未必？ 就拿大一统的汉王朝来说，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他驾崩后便是被尊谥为宣帝，那么他是否就是汉朝的中兴令主？ 2 史学界常有宣帝之世为汉之极盛，因为刘询在位时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真正意义上将广袤的西域纳入了大汉的版图，成了我中华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与大汉争斗百年的匈奴，也俯首称臣，对外形势大好，内政也不差，武帝晚期的民生困顿，得到舒缓，因而纵观整个汉朝，宣帝执政时可圈可点当为盛世。 不过用上「 ”中兴”评语是否恰当？毕竟从文景之治开始，大汉的国力是一直稳步上升的，到了汉武帝在位，远击匈奴，开拓河西，经营西域，一改前朝弱势，使大汉荣光普耀天下，虽说连年用兵，造成海内百业凋敝，可轮台诏之后，汉王朝已经意识到要修养生息，若以此持由盛转衰论，当然有失公允。 所以在汉昭帝之后，登上皇位的宣帝，不能说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只能说宣帝避免了大汉国势下滑，并继续将大汉王朝推向了顶点。 在谥法中宣字还有其他注解，比如：能布令德曰宣；圣善周闻曰宣。 这都是对施政有为的君王称赞，表明其在位时大有建树，但放在整个汉朝的大环境下，用「 ”中兴”形容汉宣帝十分的不妥当。 因为在王莽篡汉后，天下大乱，汉宗室刘秀重新建立大汉，虽说两汉的帝系传承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高祖刘邦之后，只不过是大宗小宗的法理问题，两者实际还可归为一体，所以刘秀驾崩后被尊谥为「 ”光武”帝，便可看出这一点。 何为「 ”光武”？ 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 显而易见，东汉的开国之祖才是汉王朝臣民心中真正的「 ”中兴”之主，他将大汉从亡国的边缘拉回正途，恢复祖宗旧有功业，可不就是「 ”光武”吗？ 估计会有朋友问，笔者一会儿说周代的「 ”宣”是中兴的谥号，一会儿又说汉朝的「 ”光武”是中兴谥号，那到底怎样才能从谥号中区分中兴之主呢？ 先别急，咱么接着说另一个举世仰慕的大一统王朝大唐，看看谁是有唐一代的中兴令主，或许大家就能从谥法中找到规律。 3 大唐享国289年，历经二十一帝，历代史家毫无争议的将太宗至高宗时期列为治世，玄宗开元年间到天宝初为大唐盛世，盛衰的分界岭当然是「 ”安史之乱”。 那么收复「 ”两京”的唐肃宗，以及终结「 ”安史之乱”的唐代宗是否可为中兴？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唐肃宗在平乱过程多次错失良机，以至于「 ”安史之乱”绵延多年，未竟全功，而他放任宦官插手军权，更是埋下了亡国的祸患，虽说肃宗有挽救社稷的功劳，但绝没有达到复兴王朝的地步，其执政六年自然也就不能称之为「 ”中兴”。 同样的道理，代宗时虽说平定战乱，可正如欧阳修所说：「 ”代宗之时，余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 吐蕃的威胁，河朔三镇割据都是代宗朝遗留问题，大唐依旧未见「 ”中兴”之光。 反而到了唐宪宗继位后，以「 ”太宗之创业”、「 ”玄宗之致理”为执政榜样，选贤举能，削平强藩，重振中央权威，使大唐「 ”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旧唐书称之为「 ”唐室中兴”。 这个「 ”中兴”虽然没有恢复玄宗时的全盛，但相对前朝中央黯弱，却是实打实的恢复了，正如谥法中的解释：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宪宗施政值得称道，自然算是中兴令主。 还有一点关于谥法的知识跟大家普及一下，宪宗是庙号，不是谥号，而笔者之所以选庙号来解释，是因为，唐代开始每一个皇帝，除了政变被废黜的，都有庙号，这在隋朝之前并不常见，通常是有功德的祖宗才配享有庙号，也就是说皇帝肯定有谥号，但不一定有庙号，这一点反映在后世对皇帝的称呼上便可发现。 隋朝之前多称某位皇帝为某某帝，如汉武帝，隋文帝等，而唐代开始便称呼为某某宗，如唐太宗，宋仁宗等。 这便是庙号普及后，谥法从重视谥号改重庙号的直观体现。 笔者援引周代、汉代、唐代的三位中兴之主的谥号或庙号，加以说明分析，本意是为了说明这几个中兴君主，都是在王朝遭遇大的转折变故后出现的，谥为「 ”宣”也好，「 ”宪”也罢，都是在文治武功上有所恢复的，那便是中兴之君。 再如宪宗之子唐宣宗，史称「 ”小太宗”，其文武可法，国家治理的也不错，颇有国初贞观气象，也可称为中兴。 到了宋朝，宋仁宗之后国势日渐颓废，除了神宗稍有振作外，其他诸帝鲜有可以称道的，等靖康之变后，高宗虽保全宋室，可毕竟偏安一隅，无论如何是没脸称中兴的。 明宪宗 明朝建国后，明英宗正统初年以前绝对是强盛之世，后世称那一时期为「 ”全盛之天下”，可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数十万明军尽丧，英宗皇帝被瓦剌俘虏，明朝也差点滑向亡国边缘，可谓是国运转颓的重要转折事件。 明成祖时，大明武功极盛，疆域也最为辽阔，之后继任的仁宗、宣宗都勤于内政，舒缓了成祖在位透支的民力，保持了国力增长，而明宣宗也颇有些类似汉时的宣帝，都守住了祖宗的基业，做到了四方宾服，国泰民安，用中兴自然不当。 明宣宗驾崩后，幼子英宗接位，早期有三杨辅政倒也政通人和，只是三杨相继故去，又逢瓦剌崛起，边患逐渐严重，久不经阵仗的明军多成花架子，在英宗仓促亲征后，遭遇大败，丧师辱国，彻底终结了成祖以来的基业。 从英宗的庙号中便能看出，当时百官对其在位作为还是有所非议的。 在谥法中：出类拔萃曰英；道德应物曰英；德华茂着曰英；明识大略曰英。 虽然这也是美谥，但在皇帝只能用美谥的前提下，相对前代帝王差了太多味道，古文理解力强的朋友估计能一眼看出，「 ”英”字的注解多体现在对个人品德、能力的赞美上，却没有一条体现在治国有为上的。 很明显英宗执政前后，确实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政绩，朝臣们也只能往往他身上找优点溢美，避而不谈政绩，其意不言自明。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皇帝在谥法多用美谥，可美谥也分了三六九等，至少得和皇帝生前作为能登对上，不然怎么吹嘘？ 不论皇室还是士大夫们，基本的脸面还是要的。 自明朝历经土木堡之败后，两次登临皇位的英宗皇帝把国家治理的是一团糟，等明宪宗登基时，内有锦衣卫门达乱政人心惶惶，藤峡民乱骤起荼毒两广，荆襄流民云集大乱将生，而外有鞑靼扰边无虚月，哈密卫丢失西陲不稳，辽东女真又叛服无常。 这光景与明末乱世何其相似？ 若果真如一些学者所言，明宪宗昏庸无能，那他如何做到，削平大藤峡之乱安定两广，开设郧阳府抚治百万流民？ 明宪宗若懦弱昏聩，如何铁腕清剿女真，犁庭扫闾；如何收复河套、哈密，远击塞外，使边关十余年不闻烽火？ 能被尊谥为「 ”宪”的岂是平庸之辈？ 谥法有解：博闻多能曰宪；赏善罚恶曰宪；行善可记曰宪；在约纯思曰宪；圣能法天曰宪；圣善周达曰宪；创制垂法曰宪；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聪明法天曰宪；表正万邦曰宪；懿行可纪曰宪；仪范永昭曰宪。 这可是在国政上文治武功有建树的皇帝，才能担得起的尊谥，不然一个昏庸之人大可谥为「 ”熹”或者「 ”敬”之类宽泛之号，何必用大有政治深意的「 ”宪”？ 文武可法，创制垂法，都意味着可为后世之君效范，一个懦弱之君怎么可能被如此夸耀？ 《明宪宗实录》对宪宗朝的文治武功记录的很详细，笔者此处便不再一一引用，单说为何宪宗身上会平白蒙上昏聩之名。 一来，明宪宗执政能力强，对皇权看护的紧，百官更多的是只能受困股掌，被动执行皇帝意志，这一点与文官执政天下的理念冲突，自然不被后世文官所喜。 再者，宪宗任用宦官参政，司礼监和内阁在成化朝时彻底形成内外制衡的局面，成为明代政治惯例，当然也被掌握史书编纂权的文官们所诟病。 《明史》评价：「 ”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也就是说史书肯定了宪宗的作为，但对其任用宦官却不以为然，西厂横行为祸明显故意夸大，汪直惩治过的不法官吏、太监，文官们当然不会写出来，而指责宪宗在汪直等人的蛊惑下擅开边衅，更是无稽，难不成面对外敌寇边只能被动挨打？ 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史书上的很多观点都是有立场的，太监有残暴不堪的，可大臣也未必都是清廉自守的忠臣，今人在引用史学观点时，还是要多翻翻书，多思考，不能说可以发掘历史真相，至少可以减少错误疏漏之处。 呃，这个扯得有些远了，咱们继续谈谥法。 明英宗政治上无作为，亲手铸就了土木之变，将大明拉下神坛，而宪宗继位遏制住了颓势，对外的强硬使大明的武力多有恢复，当然敢对外耀武少不了国力支持，这也从侧面证明宪宗的文治也不错，当得起「 ”文武可法曰宪”。 有意思的，明宪宗执政的成化时期，恰恰就是明代承上启下的转型期，洪武皇帝定下的旧有制度逐渐褪去，商品经济复苏，社会风气由俭入奢；而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也被正式承认贬值，货币政策的放宽，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历来只征收实物的赋税开始辅之银钱货币折色，这为将来一条鞭法的产生创造了历史条件。 冥冥之中倒也暗合「 ”宪”的另一条解释：创制垂法曰宪。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从土木之变后，处于低谷的大明王朝，在明宪宗手中完成了「 ”中兴”，而大明官方尊谥其为「 ”宪”宗也当之无愧。 但有个一问题，既然明宪宗是中兴令主，为何又有明孝宗时「 ”弘治中兴”的说法呢？ 这个问题我们下一篇再接着说，笔者会从谥法的角度，辅以史料佐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 ”弘治中兴”，敬请关注~~

中国历史上真正中兴是哪个朝代呢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西汉的昭宣中兴，确实，昭宣中兴是历史上的一次改变国运，将凋敝的国家从低谷拉回到了强盛。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强盛的时期，但是因为皇帝本人的存在感较低，被人所忽视。这就是明朝孝宗的弘治中兴。

明孝宗朱佑憆，宪宗之子，但是母亲却没有留下历史记载，出身卑微。甚至整个童年都没有存在感，都是靠着太监宫女的救济度日。好在天命所归，众人的牺牲换来了这个命运多舛的孩子认祖归宗，成为太子。期间又是倍受考验，母亲又突然暴毙。好不容易熬到父亲大行，登上帝位。年仅十八岁便经历人生所有的苦难。

宪宗皇帝也是因为童年的特殊际遇造成性格上的懦弱无能，在22年统治期间，治理国家上是一塌糊涂，并且宠信太监，道士，搞得整个朝廷是乌烟瘴气，黑暗无比。大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孝宗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朱佑憆虽然饱受磨难，但是天性正直善良，嫉恶如仇。他懂得底层百姓生活的困苦，懂得感恩，怀揣救世济民的理想，不想在经历父亲时代的混乱和黑暗，希望大明王朝能在自己的手中继续发扬光大。

他确实做到了。

一上台就驱逐无用的道士，罢免奸邪小人，改革弊政。对于父亲在位期间亲信的大臣一律辞退。任用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把混浊不堪的朝堂一扫而空。重贤臣，远小人。鉴于父亲的反面教材，严格管理后宫干政，对皇家子弟的行为多有规范。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而对于宫内宦官擅权更是严加管束，明令禁止不得越权行事，恪守本分。安稳定朝政之后，孝宗把全部经历都集中到了国家民生之上。

由于他宽厚仁慈的品行，广开言路，致使一大批敢于直言的大臣得以任用，所以人称弘治一朝多君子。大力兴修水里，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巩固戍边，注重司法量刑，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本人每天工作很晚，亲力亲为，励精图治，生活也大力提倡勤俭，为了这个帝国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在他的统治下出现了短暂而辉煌的盛世，大明王朝再次回到历史的轨道上，继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史书称之为弘治中兴。在此，为他正明。

明朝弘治中兴皇帝是谁弘治中兴和万里中兴有什么区别

弘治中兴指的是朱_樘，明朝的孝宗。弘治是中国明朝第九任皇帝朱_樘的称号。它从1488年到1505年被使用了18年。孝宗在位期间，勤于政事，选贤任能，励精图治，被称为弘治中兴。孝宗在朱_樘的童年是非常坎坷和不幸的。他的生母姬石是广西姬姓土司的女儿。姬石叛乱平息后，少女姬石被抓入宫中，送至内廷图书馆看管图书。有一次宪宗偶然路过，看到嵇的美貌和聪明，就留宿了一夜。后来，纪怀孕了。得知此事后，爱管后宫的万贵姬命宫女为姬堕胎。宫女满怀恻隐之心，不忍被毒死，便谎称姬家是“病号”，并未怀孕。还是不放心，下令把嵇降职到冷宫。在的阴影下，嵇在冷宫里偷偷生下了。得知后，派守门人去淹死新太子，而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纪隐瞒了婴儿的秘密，每天用米粉喂它。被万贵妃拒绝的吴皇后也帮忙喂养了这个婴儿。万贵妃找了几次，但没有找到。就这样，朱_樘被偷偷养大，直到他六岁。有一天，张敏在为宪宗梳头时，宪宗叹了口气说：“我要老了，没有儿子了。”张敏赶紧拜倒在地，说：“万岁爷已经有儿子了。”宪宗很惊讶，问了个究竟，张敏说了实话。宪宗听了大喜，立刻下令去接太子。当宪宗第一次看到因为长时间坐月子，胎毛还没剪就拖到地上的瘦弱儿子时。忍不住泪流满面。那天召集所有大臣，说出真相。次日，诏告天下，立为太子，封嵇为。后来嵇在宫中暴毙，守门的也吞金自尽。显然，姬飞和张敏之的死与万贵妃的迫害有直接关系。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会杀了太子，于是亲自将孙子收养在自己的仁寿官中，让太子可以安全地住在宫中。有一次，万贵妃请太子吃饭，周皇后告诉她：“去了以后不要吃。”所以，王子去赴宴时，没有碰任何食物，只说吃饱了。当宫人端着汤时，年轻的王子说：“我怀疑它有毒。”万贵妃既惊讶又生气。哭着说：“这孩子才几岁，总有一天会害我的！”从此，她改变了对宪宗后宫生活的控制，宪宗在嫔妃中行走不再受限制。嫔妃即使怀孕也能顺利出生，太子数量逐渐增多。万贵妃想勒索皇帝建立另一个储君来废除王储的地位。宪宗一直服从万贵妃，所以他有更换太子的意图，朝廷所有的官员都强烈反对。这时，泰山突然发生地震。占卜师指出，地震的原因是上帝警告说，如果换了王子，肯定会引起动乱。宪宗心里害怕，下令不再讨论废太子的事。成化二十三年春，万贵妃病逝，宪宗因悲伤过度于八月病逝。朱_樘王子于9月继承了王位。第二年为明孝宗，年号改为“弘治”。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仅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国家行政，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里做太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一些。登基之初，他就开始改革弊政。起初，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朝廷官员的人事安排上。这些问题基本解决后，他开始专注于内忧外患的治理。孝宗即位初期，是明朝艰难的一年。黄河泛滥，陕西地震，全国哀悼，都是麻烦事。在明孝宗统治时期，实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驱逐所有接近明宪宗的朝臣。于是万安、吏部尚书、礼部侍郎李梓、姬晓、和尚等都来了。被杀、降级或驱逐出首都；罪较轻者，降级流放，或流放边疆，或在孝陵有香。雇用了大量诚实能干的人。同时，完善法律制度，重新审议盐法，废除政府，政治清明，朝野称赞。包括孝道在内，最重要的政治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明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安龄带五万人练兵。弘治五年，宿松河淤积泛滥。明宗命令工业部部长助理关旭主持治理工作，这项工作历时近三年完成。从此，宿松消灭了洪水，重新成为鱼米之乡。由于明朝孝宗皇帝的努力，明朝再次繁荣，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人民富裕，天下小康。是明朝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之一。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弘治中兴。他还被称为“中兴司令”。弘治中兴和万里中兴的区别弘治中兴是中央集权、帝制社会鼎盛时期统治局面教科书般的正面典型。其最重要的本质意义是对前代统治经验的延续，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明朝统治制度所能发挥的积极意义。即皇帝勤勤恳恳，所以国富民安。也是封建帝制社会所能达到的理想统治状态。到万历时，大明已经建立了200多年。不可能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万历复兴是在帝国一系列统治危机和诸多弊政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改革运动及其成果。它代表了张对的改革。它最重要的本质意义是对前代统治弊端的一种革新，成功地纠正了一些弊端，延长了帝国的寿命。结果明朝在经历了很多内忧外患之后，还能坚持近五十年。

大明中兴的最后脊梁李定国，郑成功不及多矣

虽然，李定国、郑成功率领的抗清队伍，皆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且后世郑成功的英雄之名，更是响于李定国。但是，在反清复明的作战中，郑成功同南明中兴的最后脊梁李定国相比，却颇为不及多矣。

顺治九年初以来，南明将领李定国率领8万大军出征，纵横数省，先后向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等地区的清军势力发动了进攻，并且连战连捷，陆续攻克了清朝军队占领区的宝庆、靖州、桂林、衡州、武冈等诸多重镇，并且击杀了清军大将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一举收复粤、楚之地，后被南明永历皇帝封为晋王。

顺治十一年二月，晋王李定国再次聚集数万主力大军，从广西柳州出兵进入广东。临行之际，面对南明中兴的大好形势，李定国踌躇满志，信心高昂，并进行了一场豪情满怀的战前动员演说：“虽然，时下的形势犹如曾经的南宋末期，但是我愿同诸位忠义之士，追随先辈未曾实现的遗志，就算以身殉国，也要驱除鞑虏，收复大明河山，则不失为人生一大憾事也。”

接着，李定国又南出横州，经灵山，直取广州府。之后，又率领大军攻克了高州、雷州等地。由于李定国大军连战连胜，势如破竹，极大地激发了广东各地义军的纷纷响应。南明军队的大胜势头，瞬间吓得清平、靖二藩以及督抚标兵不敢妄动，均畏缩在城中等侯清军来援。

这时，李定国经过分析认定，如果能够夺取新会重镇，便可顺势占领广州府，进而极易收复广东全境。如此以来，南明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江西等数省皆可连成一线，跳出被围堵南方一隅的穷困境地，从而建立起强大的钱粮后方基地。之后，再派遣大军攻取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数地，也将势如破竹。

因此，可以说南明中兴的希望就在新会之城。为此，李定国特遣使者前往厦门，催促郑成功率领主力大军进入广东。

谁知，这时的郑成功却是心存忐忑、患得患失，仅以虚言敷衍，不见半个兵丁进入广东。然而，此时的李定国已经占领高州府已达数十天之久。

由于新会之地水网纵横，水道交错，虽然有当地义军水军接应，却也难有攻克新会清军全策。无奈之下，于当年四月，李定国亲笔给郑成功写了一封言词恳切、时局分析详尽的书信。大意是：大明中兴之良机，在于攻克广东，而攻克广东之重，则在攻克新会。新会克，广东复，南明将瞬间由防御之势转为全面反攻之势，驱除鞑虏则不难实现也。为此，李定国再次派遣使用持其新笔书信前往厦门去见郑成功，劝其迅速出动大军走水路，自己则走陆路，两下夹击新会，则新会必克。

正所谓：兵贵神速。那知，李定国早已急的望眼欲穿，盼的双睛赤红，两个多月过去了，郑成功使者的书信才姗姗而至，欲约会师日期。

为此，李定国第二次写信给郑成功，深责其虚有“永历名号”，却不遵从永历皇帝之命。同时，劝谏郑成功且莫计较个人的得失，应当以大明中兴为重，在反清复明大业为重。信成后，李定国根据郑成功前两次的表现，心下依旧难安，遂又再附短笺一篇：“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确不能来，即示以的。不谷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

六月未，李定国按照书信约定日期，率领大军向新会进发。不曾想到，李定国又突然身患重症，只能返回高州暂歇调养。

直接八月份，郑成功的大军依旧没有出现，但是清军的援军却已赶到，一方面加强新会的布防，另一方面派遣大将陈奇率领水师进入江西，攻占了江门，控制了广州地区的出海口，同时也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

到了十月初三，李定国见援军无望，遂亲率大军20万（号称）强攻新会坚城。虽然，挖掘地道、大炮轰城、伐木填濠等策略连番使用，但是新会坚城仍然难以攻克。

又是一月后，清朝的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统兵来援广州，但是却不曾进攻李定国的南明军队，只是屯军于三水，静等清朝的满洲大军。

据《新会县志》记载，由于新会城中断粮日久，饿死者、杀食者达半数之多。到了十二月初十日，眼看新会坚城将要被李定国攻破之时，清朝的靖南将军朱马喇又率军满汉大军数十万前来增援。接着，朱马喇、尚可喜、耿精忠三路大军于新会城外会合，并向南明军队发起了反攻。

经过四天大战，李定国期盼已久的郑家水师依然未曾出现。无奈之下，李定国只好全线退兵，沿途六、七十万百姓相随同撤，哭嚎之声震天。

面对良机，清军趁机追击李定国大军。于当月二十六，李定国大军退至广西。也因此，明军之前收复的广东、广西数地又再次失陷于清军之手。从此后，李定国再无进入广东之机，其中兴大明的梦想也就此永远破灭。

面对新会之战，如果当初郑成功直接拒绝，李定国仅靠自身之力也极有可能夺取新会。但是，由于郑成功的失诺，既令李定国失去了夺取新会的最佳时机，反而令新会等来了增援的大军，致使南明的中兴美梦化为了泡影，并且再次回到了不利的全线防御局势。

所以，战场上打败你的，有时并非强大的敌人，反而是你的队友；与其将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并不牢靠的队友身上，不若果断自主取舍，是战是退或是战略转移，也将更加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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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中兴的简介：励精图治大明王朝再创中兴

弘治中兴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现了的治世，明孝宗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

明孝宗即位初期对于明王朝来说是一个多难之年，黄河发大水，陕西闹地震，外加遇到国丧，件件都是麻烦事。 而明孝宗位期间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凡是明宪宗亲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于是吏部尚书万安、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或逐出京师;获罪较轻的或贬官放逐、或流放边地、或孝陵司香。 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同时，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称颂。

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处黄河决口，明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由于明孝宗励精图治，使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之一。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弘治中兴。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令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