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之争战天下（明末农民战争缘起什么）

本文目录

• 明末农民战争缘起什么
• 明末清兵横扫中原时，各地明朝藩王们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抵抗呢
• 明末清初有两场关键战役，只要赢其中一仗，天下就没有
• 大明如何破明末的难题
• 明末松山之战的是现在哪里的城市
• 明末明军为何屡战屡败根本原因是什么
• 明末的党争，主要有哪些党派
• 山海关之战：决定明末乱局中胜出的关键之战
• 明末农民战争史

明末农民战争缘起什么

整天丰衣美食的皇亲国戚体会不到饥寒交迫的感觉，因此，他们对于无数饥民的哀号无动于衷。靠天吃饭的中国自给的自然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当天灾人祸交臻之时，他们只能选择武力抗争。

1644年（崇祯十七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农民起义军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杀妻砍女之后，四处突围不成，自缢于煤山。北京城明军的抵抗由此宣告彻底结束，大获全胜的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内。城内居民夹道欢迎，每户门楣之上都写有“顺民”的字样，沿街排摆香案，上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条幅，好一派热闹喜庆的场面！在刘宗敏、牛金星和宋献策等文武官员的陪同下，进城仪式的主角——“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在正午时分昂然进人德胜门。只见他头戴毡笠，身披缥衣，胯下骑着高头大马，气态庄重，威风凛凛。当行进至承天门下之时，李自成再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摘弓搭箭，向承天门的匾额射去。这可真是翻天覆地的时刻！至此，明末农民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飞扬跋扈、作威作福的王公显族、缙绅权贵已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而李自成——这位当年被裁减的驿站马夫，似乎成为这朗朗乾坤的主宰。面对这一幕划时代的巨变，无数后人感慨不已。

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转战十余年，粉碎了明朝官府的多次大规模围剿，艰辛备尝。然而他们能够完成推倒明王朝之壮举，其中缘由又远远超出了军事较量的胜负，特别是李自成等人在屡次惨败之后东山再起，最终星火燎原，势不可挡，确实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但要洞明时势，绝非轻而易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在数百年之后，我们对产生这场历史性巨变的客观社会背景才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崇祯皇帝朱由检曾无奈地叹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此言虽有朱由检掩饰自己过失的成分，但说明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即在崇祯帝登基之始，明王朝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从这一点上讲，朱由检的确是相当不走运。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史学界已基本取得共识，即其酝酿于万历、天启年间，崇祯即位改元之际，顿成风起云涌之势。引发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最直接的原因为“天灾”，即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或绝收，从而使各地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饥荒，对于成千上万的平民而言，这种饥荒就意味着死亡。

明代末年的自然灾害具有相当突出的特征，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涉及地区广；三是各种灾害密集交织。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当时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据雍正《陕西通志》的记载，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的五六十年间，陕西地区就已灾害频仍，无岁无之，其种类包括旱、蝗、水、雹、地震、山崩、瘟疫等等，似乎将各种难堪的灾害来了一个大汇总。而在明代，陕西又是中国北方土地贫瘠、农业生产相当落后的地区之一，罕见的自然灾害必然使陕西地区的粮食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民以食为天”，天灾肆虐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的平民只有在死亡线上挣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关中大饥，十岁儿易一斗粟”。至崇祯初年。困惫已极的大批饥民仍不得半点苏息，不甘心饥饿而死的人们被迫走上了四处抢掠之路。当时陕西延安籍的官员马懋才回乡省亲，目睹了当地的惨况，所撰《备陈灾变疏》为我们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况，读来令人骨鲠在喉，心情难以平静。

马懋才在疏中讲道：崇祯元年（1628年）。延安府又罹亢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粮食绝收。八、九月间，饥民们争先采摘山间蓬草为食，其籽苦涩，食之仅得不死。至十月，蓬草也被挖掘一空，树皮又成为替代的充饥之物。据说只有榆树皮口感稍好，却较难得，只好与其他种类树皮相杂而食，藉之可以稍延性命。至年终，树皮也被剥取干净。饥饿难耐的人们只好开始以山中石块为食。有一种名为青叶的石头，味腥而腻，少食即饱，但不过数日，必腹胀下坠而死。成人尚自身不保，那些襁褓中的婴儿之命运就可想而知。城外粪场便成为弃婴场，号泣之声让人肝肠寸断。另外，延安府各县外均有数个大坑，用以掩埋死者。据马懋才亲眼目睹，仅安塞城外三个可容数百人的大坑已堆满尸体，而附近没有送来的尸体又不知有多少。这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现象，马懋才得出结论道：“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躲避饥荒最常用的方式便是远走他乡，四方流移求食。因而在以往各个王朝中，每当严重自然灾害来临之时，大批流民随之产生，由此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常常使当朝执政者备感棘手。明朝末年，情况大为不同。严重自然灾害的出现并不是局部的，而是涉及面积相当广泛，饥肠辘辘的人们似乎无处觅食，这种状况在万历末年已显露无遗。《明经世文编》中的一段话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辗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与陕西、山西地区相比，其他省份的灾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完全断绝了饥民外出求食的希望。

万历末年，山东省境内食人之风甚炽，令人毛骨悚然。当时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奏文中云：自古饥年中，只听说有道馑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故事。而今日屠割活人为食，也不问父子、夫妇、兄弟。饥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甚至以人心味美，小儿心更佳。有鬻人肉者，有腌人肉者，还有割人头而吮其脑者。一人方饿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尽。如有人呵止，则大声回答道：“我不食人，人将食我。”与黄槐开几乎同时，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伏阙上疏，并绘《饥民图》附上，痛陈其家乡饥民食人恶状，恳切希望朝廷救恤。

野蛮而疯狂的人吃人现象，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无助于解决当时空前严重的饥馑。马懋才曾言陕西饥民在食土石之余，也杀掠行人为食，幼童及独行人一到城外，就消失了踪影。而食人者也没有好结果。食后不数日，就会面目赤肿，很快内发燥热而死。无处可避，无食果腹，至此饥民们无复奢望绝处逢生。他们如不想等死，只有走上抢掠之路，向稍有积蓄的富有之家发起攻击。据马懋才奏疏，当时饥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为盗，并宣言道：“因饥饿而死与做强盗而死，并没有两样，与其坐而饿死，不如做强盗还可以饱食而死。”落草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轻则充军发配，重则株连九族，然而身处绝境的人们已无法顾忌这么多了。

从表面上看，寇乱只是由严重天灾引发的饥馑所致，故而这也就成为地方官员推诿责任的主要借口。如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就对类似事件毫不动心，每当下属州县上报“盗贼”猖獗的情况，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地将来者笞打一顿，斥责道：“此饥氓也，至明春自定耳。”陕西农民的骚乱不仅没有于来年春自动平息，而是如燎原的烈火，愈来愈旺盛。但当朝官员还总是习惯用饥馑来解释“暴乱”的缘起，如崇祯二年（1629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在给朱由检的上疏中云：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与胡廷宴等简单推诿责任有所不同，杨鹤主张对饥民进行安抚，“切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这样就可以使“乱民”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寇乱”自然平定。

其实，杨鹤之言道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即在严重天灾之时官府的责任。封建帝王常常以“爱民如子”自我标榜，当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挣扎在死亡边缘之时，全力赈灾以解民忧应该是官府最起码的责任。但是从万历末年至崇祯即位，面对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及饥荒，朝廷上下似乎无动于衷，根本没有采取必要的救灾减灾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不仅对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漠不关心，而且一如既往地严催钱粮，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可以说，无法回避的自然灾害是对一个社会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涉及官僚体制、社会矛盾等诸多问题。在远离洪荒时代之后，抵御自然灾害更须依赖社会的力量，封建官府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大明王朝显出了行将就木、病人膏肓之态。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可以说，这种“人祸”才是明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根本原因。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之始，虽有严厉打击魏忠贤阉党之举，但面临积弊重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却束手无策，甚至有意无意地为这种危机推波助澜。当时，自皇帝以下至文武百官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无所不用其极。从万历皇帝开始，当朝天子就公开向民间搜刮钱财。他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处恫吓要挟，掠夺民财。以后诸位皇帝也继承了这种“癖好”，每年供给皇室的一百多万银两，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同时，明朝边庭不宁，调动兵马必需大批款项，这样一来政府财政便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为弥补亏空与不足，官府便向平民加派各种饷银，这无疑是剜肉医疮、饮鸩止渴的做法。上行下效，当朝皇帝贪婪成性，各级官员也不放弃层层盘剥的机会，因此各种名目的摊派均被强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火上浇油，敲骨吸髓，黎民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每当催征钱粮之时，如狼似虎的差役用重刑责罚无法如数交纳的民户，衙门之外常常血流盈阶，惨叫声、斥骂声响成一片。无奈之下，百姓卖子鬻妻，逃亡遍野，这种惨无人道的欺压与折磨必然引起人们强烈的愤慨与仇恨。让人更加无法容忍的是，就在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与饥馑到来后，各地官府不仅没有全力赈济饥肠辘辘的灾民，不少官吏竞为保全自己的乌纱帽，不顾百姓的死活，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马懋才曾指出：陕西各地官员在百姓九死一生之际，不蠲不减，严为催科。而且全部钱粮都强加于残存的民户身上，导致残存人家只好抱恨而逃，四处躲避。在无处存身之后，则相率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言下之意，真正将普通平民“逼上梁山”的是贪暴无比的封建官府。对此，后人有诗曰：

闯王（即李自成）来，城门开，

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得衣饥不食，还把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官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

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

闯王来兮我心悦，闯王不来我心悲。

君不见，朱泚当年据关内，大呼街市免加税，

又不见，刘豫当年据汴城，声传乡邑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盗，自古如斯君莫惊。

寄语有司各守职，慎勿迫民使为贼！

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使明朝官府上下惊慌失措，正如杨鹤所言，当时最简单而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赈济饥民，安置复业，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各地暴动队伍。崇祯皇帝也明白这是确保其皇位的良策，但是安抚措施需要财力支持。经过再三考虑，崇祯帝痛下决心，才拿出10万两帑银救助灾民。而这点钱对于陕西大批饥民来讲，犹如杯水车薪。所救不及1／10。当时就有官员在上疏中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一人一金（一两银子）分配的话，10万金只可救活10万人。而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也只够50天之用。“十万金果足乎？”因而请求继续赈济。可是朱由检却断然拒绝了继续安抚的建议，力主严加围剿“叛民”。据史书载，朱由检爱财及悭吝的作风与万历皇帝颇为相似，“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命，多如牛毛”。他对于官员的考核完全依据催征钱粮的数量，对于民间疾苦充耳不闻。甚至在兵饷短缺之时，朱由检也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与崇祯帝相似，绝大多数财大气粗的王公贵族均是“舍命不舍财”的守财奴。如明神宗之子福王朱常洵居住于古城洛阳，庄田面积广袤，金银珠宝无数，“富实逾于天府”，是当时天下最富有的宗室藩王之一。但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遭受罕见饥荒的时候，他竟然置周围百姓生死于不顾，分文不出，不赈一钱。就连前来增援的官军都切齿痛恨，他们骂道：“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心怀不满的官军自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起义军很快便攻下了洛阳，朱常洵犹如瓮中之鳖。李自成高坐殿堂之上，大加痛斥：“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真守财奴也。”痛杖之后，将朱常洵枭首示众。其财产成为起义军的战利品。起义军大赈饥民，周围平民欣喜若狂，从者如流。

楚王朱华奎的鄙吝与朱常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张献忠起义军兵临武昌城下时，守备官员准备募兵守城，但府库空虚。而分封在此的朱华奎号称“积金数百万”，富冠一时。守备长官跪请贷金以饷军，朱华奎实在无法推托，急中生智。命仆人取出一把当年朱元璋分封楚王时赏赐的金裹交椅，装腔作势道：“惟此可佐军需，他无有矣。”眼见这种光景，武昌城的三司长官彻底绝望了，只好痛哭失声，挥泪奔出楚王府。张献忠起义军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武昌城，朱华奎在劫难逃，被沉入江中淹死。得胜的义军搜出楚王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不禁讥笑道：“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朱华奎诨名）真庸儿！”

福王与楚王的表现并非极端的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极具普遍性的问题。《绥寇纪略》的作者、明末著名文人吴伟业在追思亡国之痛时，对崇祯皇帝的悭吝颇有微词，他引用邹漪之言道：“怀宗皇帝（即朱由检）英明勤俭，不可谓非令主，乃其受病，独在慎惜金钱。”接着，他强烈指责诸位宗室亲王的贪鄙昏庸：除福王与楚王外，秦王府锦缎充斥，但在天寒地冻之时，竟不肯舍出一件棉衣；成都太守吴继善请求蜀王出借帑银充兵饷，以加强防御力量，散发仓库多得发霉的粮食，赈济饥民等等，均遭蜀王的拒绝。他们最后死于非命，实为罪有应得。只有封地在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捐银120万两，悬赏击杀义军之人，大批亡命之徒加入到守城的行列，使开封城成为负隅顽抗的典型，李自成义军三次大规模攻城均未奏效。由此，吴伟业感喟道：“呜呼！只坐一悭，遂成胥溺，有国有天下莫不皆然。”

在北京城受围之时，崇祯帝声称皇宫中已无帑银，无钱可捐作军需。因而，他催逼勋戚、太监、文武百官出钱助饷。这些平时依靠贪污贿赂大饱私囊的朝廷大员也同样个个叫苦装穷，上演了一幕幕可笑可叹的滑稽剧。见文武大臣都以沉默相抗拒，朱由检只好暗地里求助于自己的岳丈周奎，密谕其率先纳银12万两，以作表率。不料，周奎并不领情，宣称：“老臣安得多金？”死活不肯多交，最多拿出1万两。崇祯嫌太少，周奎竟放出杀手锏，到宫中向女儿周皇后求助，周皇后暗地派人送来5000两，惜财如命的周奎反而扣下其中3000两，上交2000两。难道这位皇亲国戚真的囊中羞涩吗？其实不然，起义军攻破北京后，在其家中抄出现银53万两，另有珍币数十万。国丈如此，其他的勋戚、贵官自然争先仿效，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拿出2万两，崇祯感动异常，当即晋封其侯爵。此外，明朝宦官的专权与豪富是尽人皆知的，但闻说捐银，都装出一副“苦难深重”的模样。当时最有钱的内官王之心也仅献出1万两，后在起义军重刑追赃时，他竟吐出现银15万两，其他金银细软的价值则与此相当。其余太监甚至拿出珍玩与房屋紧急“义卖”，显示自己已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总之，崇祯皇帝亲自主持的捐银助饷活动成效极不理想，只得到银两二十多万，这点银两如何挽救明朝防线的全面崩溃？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大搞追赃助饷，用重刑对付这些“要钱不要命”的达官贵人，结果追出银两七千多万两，两相比较之悬殊，真令人浩叹！从这一点来看，明王朝在起义军未至之时，其内部已处于瘫痪溃烂之中了。

如果将官僚统治阶层的这种贪婪庸鄙归结为过于爱惜金钱的性格缺陷，那么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在罕见的自然灾害降临之时，对于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无动于衷，而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依然横暴敲剥，这无疑是视民命如草芥的意识在作祟。从崇祯皇帝至各级官吏，无一例外地只将千万百姓作为压榨愚弄的对象，根本不顾其死活。这种意识的突出体现必然导致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白热化，从而促使社会大风暴的爆发。

大批皇亲国戚在兵临城下、生死攸关之时，依然固守财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奢侈享乐的生活，已使他们变得骄狂偏执又麻木不仁。他们恐怕至死也不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荣华富贵的生活会被造反者所剥夺。尽管听到起义军势如破竹的消息，大小官吏束手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却始终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不相信灾祸最后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朝廷上下人心涣散，苟延时日，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与抉择。起义军抵达北京城下后，京中士大夫相见，也只是“唯唯否否”地虚假应酬，“或曰无害，或曰奈何”，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不知轻重死活的模样。甚至还有人强辩，北京城坚势重。勤王之兵很快就到，只要多积煤米，固守数月即可转危为安。但粮饷短缺，守城之兵均饥不得食，又怎会有人卖命抵抗？因此，当起义军逼近城下时，明朝守备三大营人马立即溃散，这些富贵的守财奴们均成为义军阶下之囚。也许只有义军将领刘宗敏特制的“夹棍”才能使这些迷梦难醒的缙绅们感受到一点切肤之痛。在这些执政者的操纵下，大明王朝遭遇灭顶的噩运确实是在情理之中。

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确实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缘起。然而从义军方面而言，如果都是些素无训练、赤手空拳的贫苦农民，显然难以与数量巨大的官府军队相较量。明末起义军之所以能够最终冲破官军“十面之网”的围剿，取得巨大的成功，关键还在于他们并非纯粹的“乌合之众”，其组织内部具有相当特殊的成分。

其一为叛亡的边防士兵。陕西为明朝西北重要边防区，如宁夏、延绥、固原等三大边镇号称“三边”，驻扎了大批军队。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的屯卫制度，沿边卫所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本是减轻天下兵赋之良策，天长日久。大批屯田被非法侵占，无地可种又无经济来源，无力存活的士兵只有依赖朝廷的军饷。至明朝末年，兵饷拖欠十分严重，陕西边镇尤甚，边兵饥寒交迫，穷困潦倒。在严重自然灾害到来之时，境况更加悲惨。陕西巡抚胡廷宴就在奏疏中反映边军每况愈下的处境：“各军开始只是典衣卖箭，如今则发展至鬻子出妻；开始只是沿街乞食，如今则离伍潜逃；开始只是私下偶语，发泄不满，如今则公然噪喊以示抗议。”生活境况的日趋恶化激起兵士们的满腔怒火。这些弓马娴熟、擅长攻掠的士兵与普通饥民有所不同，他们更懂得如何用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日后，这些人成为起义军中坚持斗争的中坚力量。据记载，大批明朝官军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还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大举进攻辽东地区的女真政权，分四路进军，结果遭到惨败，残兵败将中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籍官兵，他们在逃亡之时，担心遭到惩处或再去充当炮灰，于是纷纷奔向自己的家乡。明朝官府为阻止他们的逃跑，在各地关卡进行邀击。无形之中，这些本无心造反的士兵成了官府擒捉的叛逆，九死一生，却有家不能归，只有落草为寇。这些人也就成了明末所谓“流寇”的先驱。《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曾概括道：“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这一现象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尤为突出，首领的诨名形形色色，如满天飞、九条龙、一丈青、乱世王、皮里针、钻天鹞等等。

其二是失业的驿卒。明王朝在开国之初，即着手建立起较为庞大的驿递系统，每隔10里置一铺，每隔60里设一驿，分置铺长及驿丞。明末政治黑暗，驿递制度也陷于瓦解崩坏。一方面，地方官吏任意克扣驿站本已十分有限的经费，另一方面，贪婪成性的来往官吏也乘机对当牛作马的驿卒大敲竹杠，硬行索要，这将驿卒推入了无边的苦海。崇祯二年（1629年），有官员上疏呼吁：“今天下驿递之疲惫极矣。……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悲惨的处境造成“瘦马死道”、“人人思逃”。就在这种万分困苦之时，一些官员竟为迎合崇祯皇帝之意，建议整顿驿递，节省经费。爱财好货的朱由检立即予以批准，责成专官着手施行。这种荒谬的做法将驿卒推上了绝路，在重灾之时，被裁减下来的驿卒完全丧失了生活来源，“不去为‘贼’，将安得乎？”一些曾亲历陕西义军活动地区的士绅都讲道：“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李自成本人就曾为米脂县银川驿站的马夫，饥困无法自存，在当地官吏的欺压下，最后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对此，清张晋《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有《裁驿站》诗曰：

关中饥，“盗”蜂起，“流贼”之名始于此。

饥民起，饥军从，

大吏贪庸工粉饰，闭目掩耳如瞽聋。

裁驿站，惜小费，

刘给事，太无谓。

国用已绌少胜算，驿站一裁驿夫散，

咄哉遂酿李闯“乱”！

（注：刘给事即指首倡裁驿站冗卒的给事中刘懋）

总之，导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及最终明朝灭亡的主客观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以罕见的自然灾害为契机，明朝社会内部矛盾极度恶化，官僚统治集团的残酷、愚昧与麻木迫使广大陷于绝境的人们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封建统治秩序由此彻底崩溃。文献记载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城池的陷落并不是起义军奋力攻打的结果，而是出于内部饥民的倒戈，难怪封建士大夫惊呼：“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明朝）土崩不可救！”无庸赘言，明末农民战争的成功自然不能归功于李自成一人，而李自成的反抗之举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了亿万百姓的响应和支持，这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所在。

明末清兵横扫中原时，各地明朝藩王们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抵抗呢

明末的藩王们并非都是软骨头，面对危亡他们做出了各自的选择

由于陆续经历了燕王起兵靖难、汉王朱高煦图谋篡位、宁王朱宸濠之乱，明朝廷对待藩王的态度就是好吃好喝供着，像猪一样圈养在封地。到了明朝末年，分封在各地的一字藩王、二字藩王竟达上万之多，成为朝廷财政的巨大负担。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是整日在王府饮酒作乐、醉生梦死。

少部分有心敢于担当、有心救亡的藩王，在看到唐王因起兵勤王而被崇祯废除王位，囚于凤阳皇族监狱后也逐渐心灰意冷。其实崇祯的做法也没什么错，他哪知道唐王到底是想勤王还是想趁机图谋不轨？只是如此一来面对明末的各路敌人，他们也只能在封地内等待自己的命运，他们经年积累的财赋也只能成为敌人的军饷。

但是随着崇祯于煤山殉国，天下大乱，对于未来的命运他们做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投降，以期能苟延残喘；有的趁机作乱希望能过把皇帝瘾；还有的不甘江山就此倾覆，起兵一方想要保住祖宗的基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面对危亡，这些藩王们都是如何抉择的：

首先就是软骨头的投降派这其中有三个著名人物，福王朱常洵，面对李自成大军此人还守着财赋不愿意拿出来招募壮丁增加城防实力，最终成了李自成的福禄宴；襄王朱翊铭，面对张献忠此人磕头如捣蒜，希望能保住性命，最后被张献忠借了项上人头了了杨嗣昌；潞王朱常淓，被弘光邹太后封为监国，可此人却毫无担当，清兵一来就赶紧投降。此外还有许多被清优待政策所吸引，想要苟且偷安的，可安稳日子没过几天，就被以谋反的名义给集体咔嚓了！

然后是趁机作乱，图谋大位的。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后，不少明宗室中暗中窃喜，妄图乘乱谋取大位。这其中靖江王朱亨嘉可以说是个典型代表。此人的先祖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无论怎么排他都没有继承大统的资格，偏偏此人有不甘平庸。遂于1645年八月初三在封地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竟然用的是用洪武278年。而后感到广西兵马钱粮匮乏，就纠集一些乌合之众，妄图攻下广东作为根基。在率兵前进至广西梧州时，被两广总督丁魁楚的数千精兵平定。还有永历五年八月楚宗人朱容藩伪称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以夔州为都，与永历相争。后在堵胤锡的劝说下，解散党羽归附永历政权。

最后就是那些努力想要挽救危亡的藩王们。这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此二人虽然也有过不顾大局互相争权，但是鲁王朱以海一直坚持在东南沿海地区战斗。隆武帝危难之时继位，称得上是南明最有能力、最有担当、最有战略眼光的一位皇帝。他最先认识到清是南明所面对的最大威胁，因而提出连寇抗虏的战略；又主张联合李自成余部与大西军余部共同抗敌，相信在他的支持下顺军余部必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除此以外还有被洪承畴平定的有长乐王朱谊石、瑞安王朱谊防、金华王朱由产、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谊贵等人领导的抵抗武装。还有被拥立坚持斗争的，如联络蕲黄四十八寨的樊山王（抱歉那个名字实在是打不出来）；如顺治五年（1648年）被皖西飞旗寨拥作首领领导抵抗运动的朱统倚。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宁藩石城王后裔；如在抚州城战死的永宁王（还是打不出来）；如在江西起兵的宪宗第六子的六世孙益王朱由本（终于能打出来了）……

不管他们如何选择，碰上了一个本身不争气的南明，最终大明还是成为了历史。

明末清初有两场关键战役，只要赢其中一仗，天下就没有

明末清初，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场关键战役，这两场惨败的关键战役发生，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其战役的结局致使中国历史转向了有利于满清统治的方向。在明朝末年，乃至清朝初年，面对山河破碎，胡虏南侵的局面，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明王朝自凌迟处死袁崇焕后，辽东九边彻底落入了满清之手，而崇祯可以依赖的仅仅只有最后一道屏障------山海关。此时的大明王朝内有农民军大顺政权的流寇式打击，外有满清胡虏的南下，崇祯皇帝识人不明，用人不淑，最终大顺军攻入北京城，崇祯自缢于煤山。闯王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拿下北京城后，为了兑现“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承诺对待北京城内的地主官僚阶级严刑拷打。同时李自成还派出吴三桂的恩师等人携带四万两巨额白银前往山海关做统战工作，为了以防万一，大顺军还逼迫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了一封家书劝降吴三桂。在大顺军高层自以为万事妥当只需安坐紫禁城静待吴三桂亲来受降即可。在李自成做着美梦时，一件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推翻了原先预案。引发这个茬子的不是别人，而是大顺政权李自成的得力爱将刘宗明。刘宗明进入北京城后，一次，无意中听说有位秀色可餐叫陈圆圆的女子住在吴府，刘宗明当即兽性大发，荷尔蒙直线飙升，立即率人冲入吴府将美人陈圆圆强行揽入怀中，并将上前苦劝的吴襄打入死牢严刑拷打。吴府家眷仆从逃出后立即赶赴山海关，将该事的来龙去脉禀明了吴三桂，吴三桂怒发冲冠，打消了原先投靠大顺军的想法，并回师山海关准备投降满清。然而，改变历史的两场关键战役也很快发生在了李自成和吴三桂这两位时代豪杰的身上了，也正因为他们只是豪杰，而无法像多尔衮那样成为枭雄，才让这两位汉族豪杰无法用上天所赠与的天赐良机来改写历史。那么究竟是在清末明初，究竟是哪两场关键战役，差点让满清失去了天下呢？一、山海关之战。1644年，吴三桂因不满大顺军倒行逆施的行为，便举旗倒向了清睿亲王多尔衮。李自成获悉后立即调遣大将刘宗敏率领6万军队向山海关开进，而此时得知大顺军开拔山海关的消息后，多尔衮命令清军急行军，最终大顺与大清同时抵达山海关。次日，大顺军与吴三桂部展开了激烈的血拼，吴三桂砍不过野蛮的农民起义军，在即将败亡的形势下，吴三桂不得不亲自觐见多尔衮，并当场接受多尔衮“剃发易服”的命令，将自己的博冠峨带剃成了光葫芦票的“金钱鼠尾”，然后穿上满人的服饰，一副活脱脱的汉奸走狗形象。多尔衮将吴三桂的汉奸嘴脸考察入微后，当即决定派出八旗劲旅绕道李自成部后方发动突然袭击，最终在八旗军和吴三桂部的前后夹击下，大顺军丢盔弃甲一败千里。此战后，汉族用来防御北方满族胡虏的重要屏障山海关彻底丢失，八旗铁骑南侵一路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由朱元璋刚刚建立起来的铁血汉家脊梁，被吴三桂这种民族败类彻底葬送，汉民族只得以孤城泣血的方式英勇与清军抗争“剃发令”，最终在满清残酷、疯狂的镇压下，汉民族彻底沦落为一条“断脊之犬”。而“胡人王朝不过百年”的历史宿命被满清长达两百余年的统治所打破。二、吴三桂北伐战役。1673年，康熙皇帝不顾天下初定，八旗入关战斗力直线腐化堕落的实情，悍然下令强行撤掉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番所辖故地。吴三桂等人于同年举起“兴明讨清，蓄发易衣冠”的口号。虽然吴三桂个人的品行的确让人看不起，但当时满清刚刚入主中原不久即强推“剃发令”，导致中原汉族人民与满人间产生了深深的民族矛盾。吴三桂固然在满清入住汉地的过程中充当了无耻的汉奸先锋，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个人矛盾毕竟还是让位于民族矛盾的。于是在吴三桂这个口号的号召下，中原大地及周边少数民族兄弟同胞纷纷举起了抗清反满的旗帜。吴三桂军势如破竹，一度拿下云贵川陕甘湘桂赣闽浙十省土地，满清半壁江山尽贵吴三桂之手。但吴三桂有个致命的弱点，他的弱点就是器小无远见，用商业术语来讲就是没有长远的战略规划布局，说通俗点就是野心不够大，谋划不周密。拿下这么大地盘的吴三桂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中，他没有趁着康熙排兵布阵立足未稳的千载良机继续一鼓作气拿下京城，而是陷入了深深不可自拔的幻想之中。他从来没敢想过能把自己的老板揍得满地找牙，突然间有了这么大一块地方，从小没有过过好日子的吴三桂，此刻想吃红糖吃红糖，想吃白糖吃白糖。于是他向清廷提出：我们不要打了，你在江北，我在江南，我们划江而治，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不是很好吗？康熙假装同意了吴三桂的请求，但暗中加紧调兵遣将，而吴三桂仍旧蒙在鼓里继续幻想憧憬着划江而治后土财主的美好生活。但他没想到很快康熙指挥人打了过来，耿精忠、尚可喜却临阵倒戈，吴三桂见大势已去临场败阵也要过下穿龙袍、当皇帝的瘾。吴三桂临死前的数月，他建国号为“大周”，并自称大周皇帝。在吴末日余晖称帝后不久就死去，满清进军神速一举击破吴三桂部，三藩之乱至此尘埃落定。李自成、吴三桂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本可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鼎定中原大势，然而，由于此二人目光短浅，没有对长远的事情作出更为周密的规划，导致二人挽回地走向败亡。自成的败亡致使满清入关，而吴三桂的造反失败，彻底辜负了汉族百姓驱逐胡虏的夙愿。倘若明末清初，赢了这两场关键战役中的任何一场，那么天下也许就没有满清的什么事情了，历史也将为之改写，但历史毕竟就是历史，他无法任由我们去想象，只是后人每当看到历史的长河在分水岭处即将作出抉择时，一股蓦然扼腕的叹息由此而发。如果李自成、吴三桂真的能赢得其中一仗，那历史真的会改写吗?

大明如何破明末的难题

明末的危机不可谓不重，内有大臣结党倾轧，土地兼并严重，小冰河期，各地叛乱此起彼伏。外有后金咄咄紧逼，攻城掠地。但是不是就是无法破解了呢？也不尽然！明末的难题，是各个朝代末期都会出现的现象，并不是孤案。汉末,唐末军阀割据，起义军风起云涌。当时的明末，还没有出现，军阀割据的现象，朝廷中央还是牢牢的掌控着局面。汉末,唐末面临的局面，都比明朝遇到的难题大。

要想破局，就要了解明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崇祯说他“朕非亡国之君，臣竟亡国之臣”，这句话应该反过来理解！其实就是他自己把明朝折腾没了的！具体怎么折腾的呢，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没有针对时局订好策略

内有西北连年饥荒，导致流民四起，外有敌国侵略。应该分清主次，先内后外！在外收缩防御，在内镇压叛乱，避免两线作战。这样就避免了，为了解救锦州被围，而被后金歼灭的洪承筹主力的悲剧，导致明军精锐尽失。对起义军应该缴扶并重，同时赈济饥民，安抚百姓。稳固了国内再对后金用兵，无论从兵源，国力，人才后金都远远不是大明的对手！只要稳下来后金必败！

二,性急多疑，不会用人

我们都知道，无论你再好的政策都要有人才来执行，明末的人才还是相当多的，像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筹等等。可偏偏崇祯是个急性子的人，在位十七年中，先后换掉了五十多位内阁大学士，十一位刑部尚书，十四位兵部尚书。诛杀了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多么恐怖的数字，多么能折腾的皇帝！袁崇焕是因他多疑中了反间计冤杀的。洪承筹是因他心急逼着进功，导致兵败的，陈新甲是他因为爱面子怕臣民知道和后金议和屈杀的～如此用人怎能称为明君？

三,没有手腕，不懂理财

赈济灾民需要钱财，连年用兵需要钱财。可是国库空虚用什么办法呢？大臣们哭穷，藩王们不给，崇祯就把赋税都加在百姓身上。百姓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无奈之下，更多的人选择了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导致起义军越剿越多，恶性循环。其实大臣们有钱，藩王们有钱，就连皇帝也有钱，就是都不掏，最后都落入了李自成起义军的腰包。你说明朝焉能不亡啊！

这样看来，明朝没有摊上个像样的皇帝是灭亡的根本原因，如果是朱元璋或者朱棣任何一个来到明末，都会起死回生的！我坚信这点！崇祯只有死的还算有勇气，让人佩服外，他真的不是一个明君！

明末松山之战的是现在哪里的城市

松山之战战役背景崇祯八年（1635年），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统军三征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1000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据说这颗印玺，从汉朝传到元朝，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之后，玉玺失落。200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3天不吃草，还用蹄子不停地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宝玺。后来宝玺到了林丹汗手中，他死后，由其妻苏泰福晋、子额哲收藏。皇太极得到“一统万年之瑞”，如同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上天的认可，自然大喜过望。亲自拜天，并告祭太祖福陵。他认为这是上天的眷佑，要他做一统天下的君主。于是，皇太极在众臣的拥戴下，于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举行隆重典礼，宣布即皇帝位，正式改国号“金”为“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总之，皇太极改国号“金”为“清”，标志着原先以女真—满洲为主体的女真国（金国），已经发展为以满洲为主体，包含汉族、蒙古族、东北和漠南等地域其他民族在内，民族多元、国家一统的大清帝国，并为清军入关后移鼎燕京、入主中原做了政治准备。皇太极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继续同明朝争夺天下，一场重要的战争即将发生，这就是松锦大战。围取锦州祖大寿是锦州总兵，在大凌河之战投降皇太极，并答应回锦州作内应，里应外合，夺取锦州。但是，祖大寿没有履行诺言，献出锦州，而是坚守锦州。皇太极当然很生气，他的贝勒们也一致要攻下锦州，活捉祖大寿，再取宁远城，进逼山海关。此时的皇太极，在东边两征朝鲜，先结“兄弟之盟”又结“君臣之盟”；在西面征服蒙古察哈尔部，漠南蒙古臣服；在北面已经统一黑龙江流域；可以专注于南面——向明朝关宁锦防线的前茅锦州发动进攻。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清内秘书院副理事官张文衡向皇太极奏报说：“彼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

明末明军为何屡战屡败根本原因是什么

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为什么明军和明军经常打败仗？感兴趣的朋友请过来看看！明朝在建国之初是多么的强大。朱元璋和朱棣都是马的皇帝。在整个亚洲，他们必须被称为明朝的老大哥。但时过境迁，明朝在中后期经常被周边少数民族打败。很多读过历史的朋友都把自己的罪过归咎于朱元璋建立的卫所制度。这壶真的是朱元璋的吗？我们可以看看历史时间线。大明建立时，数百万精兵打了数百场战争，把蒙古人赶出了中原。蓝玉在海钓，分手北苑。后来，蒙古分为两个部落，瓦拉部落和鞑靼部落。在明朝朱棣皇帝统治期间，蒙古遭到了五次袭击。鞑靼人和瓦拉人在前两次完全变成了游击队。后几次基本类似于晋代的“寻山、寻海、寻赵构”。主要目的是占领阿鲁台。然而，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阿鲁台是土地公公的转世，根本掌握不了。如果问当时明军有多强大？可以参考越南、蒙古、郑和下西洋。当时大明还发明了一个让周围人闻风丧胆的法宝。同时，明朝是中亚的坦麦能国。说到坦麦能，有一个小故事说统治中亚的帝国想进攻大明。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永乐朝来了，就没有骨头了。当然，帖木儿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帖木儿的主要目的不是进攻明朝，而是利用察合台汗国进攻北元。因为帖木儿是蒙古人，他统治的地区也是蒙古四大汗国所在地。为了恢复蒙古帝国的辉煌，帖木儿北上攻打金帐汗国，占领高加索。大明现实吗？当然不是。要打败大明，必须越过青山，越过戈壁滩，最后在新疆哈密与强大的明朝会师。甚至帖木儿本人也死在了旅途中。如果他真的来了，也不足以让明君闭嘴。但当“民间堡垒发生变化”时，这一盛况戛然而止。这座城市的三个营五十万明军，被明英宗和王镇两个傻子给征服了。很多人会责怪医疗系统，两个士兵受训，八个士兵种田。再加上明朝玄宗年间，驻军的士兵大部分都成了军官的奴隶，完全没有战斗力。这与永乐年间打荆战的明军大相径庭。事实上，邴巍体系的弊端是巨大的，这导致了后来的营地体系取代了邴巍体系。当时的情况与现在正好相反。当时明朝有300万军队。如果他们没有被变成政府军事系统或荒地系统的士兵，这个国家怎么能养得起他们？守军士兵战斗力低下是可以预见很久的，于是明政府用朱棣时期的北京营制和民间堡垒后面的征兵制取而代之。“民堡”之变后，“保卫北京”二团卢蒙军仍教瓦拉做人。因此，守军的战斗力下降了。同样的，这个国家也不需要那么多精锐士兵。大多数驻军的主要工作是维护公共秩序，相当于“武警”。真正挖到大明坟墓的，是摇摇欲坠的金融文官集团。如果给大明士兵足够的粮食和军饷，他们的战斗力肯定能维持下去。我们先来看灭大明的两股势力，农民起义和后金时代的崛起。萨尔浒之战后，明政府对后者采取了保守的防御政策。这次失败不能归咎于明军的战斗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比如财力不足、政府民间组织对军事指挥官的歧视、军队组织混乱、协调不力等。至于女真人的战斗力？我真的不认为它强大到可以摧毁这个精锐的明朝。阻碍明军战斗力的原因有几个。第一，资金不足。经费不足是明军战斗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只要有历史，空粮比的问题就一定存在。这不是重点，无论是前朝还是后朝。到时候，发不出军队的工资，会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例如，明军的主力吴冰就有严重的工资问题。明朝末年，只有最亲近的武将贾定全额发薪。另外，平时的标营只能拿到军饷的一半。认为这已经结束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只占军队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就要等到战争开始才能聚集到足够的人。战斗力是个大问题。这样就造成了明军战斗力低下的第一个原因。资金问题会导致第二个问题——设备。第二，劣质武器明军虽然看起来规模大，但战斗力弱，主要体现在装备上。可能有人会问，明军怎么会装备差呢？明军武装到牙齿，嵇就是代表。然而，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明军抗击日本侵略、援助朝鲜的炮兵力量确实非同一般。然而，万历三次下西洋都是在张中行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三大税种几乎耗尽了改革以来积累的所有资金和粮食。但到了嘉靖、天启、崇祯三朝，这种情况越来越弱。当然，设备不能保证。一些需要明政府颁发的标准装备越来越不够用了。当时，在沙鲁克战争之前，明军在装备维修、口粮和后勤方面都严重落后。派往辽东的部队中有来自郑德的头盔和手持武器。他们应该很开心。如果有永乐时期，可能还是古董。升旗远征前，杨浩的刀砍了三次，也没把牛弄死。是莱文的剑最终杀死了牛。不仅如此，在萨尔胡前线的尽头，朱尼柏的头盔因长年生锈被箭射穿。说到萨胡，明军急于进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后勤保障不足，最终导致失败。在戚继光的《实兵训练》中，他感叹道：“今天，我的盔甲看起来是崭新的，里面有铁叶，还有几只眼睛。如果它生锈了，但有铁的形状，它仍然是好的。它像筛子一样落下来。敌人能射穿它，刀能破它，连盔甲都不如他。”可见虽然有人说古代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经济。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这场战争是真正的经济战争。最简单的“一汉五胡”也是这就是问题的起因。不是战胜敌人，而是战胜敌人大多是明朝的士兵。这些士兵装备不多，士气不如农民军。如果动员北军去剿匪，弊大于利。所以“齐家军”可以来生。第三，皇帝的无能不得不提的是崇祯皇帝让大明灭亡。穿上一些旧衣服，熬几个晚上。给领导看看就可以了。你是一国之君。解决问题是你的工作。道光也很节俭，会玩火枪。有什么用？攻击英军的不是明朝后期开始使用的红蛮族大炮和长矛。即使他们的猎枪是燧发枪，也不愿意装备绿营士兵。说到底都是意识形态的局限。一个大馅饼落在王欣身上，成了崇祯。但是，他并没有研究帝王之术，而是更多地了解像《包青天》这样的民间故事。洪承畴、左良玉、孙传庭都是明末著名的将领。他们打败了农民军。孙传庭甚至把李自成打到18岁就跑了。但崇祯皇帝刚愎自用，优柔寡断，没有始终贯彻杨嗣昌的“保内顾外”战略，给农民军以喘息之机。洪畴和其他将军将被调离海关，而不改变现状。更讽刺的是，正是崇祯的瞎指挥，导致了他最后一个依附的大将洪承畴被清军俘虏。此后，洪承畴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第四，o的困惑除了以上原因，公务员的混乱让大明雪上加霜。张死后，明朝官员的言论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江湖完全乱了。魏忠贤时期虽有所缓解，但仍有不少不和谐事件。比如魏忠贤时期，因为魏忠贤称霸江湖，朝廷比较干净。然而，并非宦官的熊廷弼在魏忠贤的支持下与王化贞发生了争执。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后者是进攻还是防守。最后后台王化贞攻打辽东，最终兵败。王化贞有问题，但熊廷弼真的能看到王化贞孤军深入，冷眼旁观吗？总而言之，汉族从来没有战斗力的问题。当有足够的食物和消费设备时，还是会伤害周边国家。后来郑氏集团治海，连荷兰人都要自称“父”。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解释吗？

明末的党争，主要有哪些党派

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京察"(考核官吏)开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明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为长。但神宗宠爱郑妃，欲立常洵，乃迁延不立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先后依违其间。东林党人上书反对，各党派又群起反对东林。于是有"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李三才入阁"之争，东林党与它的反对派在立太子问题上展开了长达 20余年的争论。最后，神宗终于立常洛为太子，勋戚郑氏的权势受到一定的压抑。但东林党推李三才为相的愿望也没能实现。熹宗天启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为时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魏忠贤是司礼秉笔太监，又提督东厂，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朝廷内外，"遍置死党"，从而把持朝纲，为所欲为。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被锦衣缇骑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被捕处死。东林党受挫。崇祯帝继位，捕杀阉党。南明福王政权下，东林党人与阉孽的斗争仍在继续。如"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

山海关之战：决定明末乱局中胜出的关键之战

1644年这一年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年。这一年即是大明崇祯17年，也是大顺永昌元年，也是大清顺治元年，更是大西大顺元年。南明以明年(1645年)为弘光元年，1644年这一整年还是算在崇祯17年里。这一年4月末爆发的山海关之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决定了上述4个政权的最终结局。

1.李自成的想法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此时，北京城内已饱受鼠疫多时，百姓病死者甚众，李自成刚进入北京城时，眼见百姓深受鼠疫之苦，遂下严令，命麾下各部兵士不得惊扰百姓。可惜没过几日，一向以战养战，掠劫成性的大顺军开始原形毕露四处抢劫财物，虽是以前朝的达官显贵为主，但城中的一般百姓也遭池鱼之殃。本来嘛，中下层的农民军兵士们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造反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稳坐龙椅的李自成眼光略过这座深陷兵灾的城市，慢慢看向了东边。之前，他已派降将唐通前去山海关劝降吴三桂。谁知他在归降的半路上，得知大顺兵士为勒索财物竟将其父吴襄严刑拷打，自己爱妾陈圆圆也被他人霸占后，拒降大顺领军退守山海关。

现在吴三桂手中大概有3、4万人马，其中关宁军堪称明军最后的精锐。如果吴三桂与南边的残明势力联合出兵，大顺就将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如今，可以趁着残明在南边还未站稳脚跟，自己先发制人集中力量歼灭或武力招降北面的吴三桂，只要北面安定下来大顺便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然后自己亲率大军攻入南方彻底消灭残明，则大局可定。

至于张献忠，呵呵我李自成分分钟吊打之。

关外的满清呢?前些日子倒收到一封满清的书信，信中大言不惭欲与我大顺共分天下，真是笑话!对满清情况大顺军上下都不甚了解，不过他们与大明相斗数十年，也曾入关劫掠过几回，但其势力始终被明军压制在关外，双方积怨无数，世代相仇。但是我大顺与他素无瓜葛，两方井水不犯河水便是了。倘如，他们敢入关搅一搅这遭浑水，定叫这帮建州野人知道知道大顺的铁骑踩在脸上滋味如何。大顺如今战力已高于明军，而始终被明军压在关外的满清，我李自成又有何惧之?

4月13日，李自成率领大顺最精锐的6万兵马出征山海关。为了在道义上压制吴三桂，随军同行的还有吴三桂老爹吴襄与大明太子朱慈烺。

大顺兵马一路上收拢降兵，征召壮丁，待4月21日抵达山海关下已有10万之众。

2.吴三桂的困境

1644年初，崇祯看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看着李自成率军东进，看着李自成渡过黄河，看着他一步一步逼近自己。崇祯手上的兵将早就被他败得一干二净，放眼整个大明，吴三桂的关宁军成了最后的稻草。

3月5日，明廷急急传旨吴三桂加封其为平西伯，即刻火速领军入京卫国。那关外怎么办?满清不管了?是的，管不了了，头都要被砍了，还在乎手脚?

吴三桂点齐兵马奉诏入京。也不知是吴三桂太慢还是李自成太快，3月19日，吴三桂刚过山海关时，李自成已然破城，崇祯自缢殉国。到了3月22日，吴三桂走到了玉田(今唐山)一带才收到城破帝死的消息。

此时此刻33岁的吴三桂，陷入了无目标无归属无依靠的三无状态。百般思虑无果后，吴三桂又退回到了山海关。

此时，吴三桂已收到满清又要起兵来袭的报告，之前他可以将报告向京城传递，在等待皇帝或兵部的最终决策时，自己还是像往常一样整顿兵士，备好粮秣，守城退敌保家卫国。可是如今家在哪里?国又在何方?失去后方的人员与物资补给，他能挡得住满清几次进攻?

正苦恼间，李自成倒是帮了他一个大忙，他派人给吴三桂送来一份劝降书，劝吴三桂归附大顺，就像那些已经投降的前明官员一样，不要有心里压力，不要有心里负担，大明气数已尽，实乃天意如此，岂是人力所能相抗?各朝各代兴衰自有定数，存亡与否当尊天道，哎呀，总之就是大明玩完了，我们来一起建设大顺吧，你在京师的老爹老婆全家我都不会伤害他们的，这样好不好?

吴三桂除了答应归降还有第二条路吗?

可惜，好死不死就像前文所述一样。京城中兵灾四起，大顺军大肆搜刮钱财，他们绑架官员本人，按官位大小开始勒索，有家属出钱缴纳赎金才肯放人。索要赎金甚高，许多家属倾家荡产都凑不到一半，只能眼看人质们被顺军残忍折磨而死。据传有官员或富户1600余人死于此事。

吴家也没有幸免，家财被抄充军，老爹吴襄被拷打勒索，爱妾陈圆圆被人强占。

半路上的吴三桂听闻李自成的所作所为，大为惊恐与失望。他看不到归降后的出路与前景，于是，他又退回山海关，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该何去何从。

李自成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很快李自成率军向山海关进发而来，号称三十万大军，同时还带来了老爹吴襄与太子。

吴三桂自知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大顺军的。站在城头正犯难时，猛然间他回过头来望向关外，难道真的要来一招驱虎吞狼嘛?

3.多尔衮的阴谋

多尔衮与吴三桂两人人同年，1644这一年都都33岁。与吴三桂只想活下去的小心态不同，身为大清摄政王实际上一把手的他，心里时刻惦记着的是整个大明江山。

1644年初，多尔衮决定干一票大的，他致书李自成欲两方联合攻明，事成之后共分天下。如果事成大清则可入主中原，成就霸业，如果事败大清则退回东北，自己身死政灭。在等李自成回信的同时，他征发境内10岁到70岁之间的所有男子，备好粮草兵器马匹大炮，只等李自成一点头达成同盟，自己便率全部兵马杀向北京，待大明一灭再以八旗劲旅攻杀李自成，之后中原岂不是我囊中之物?到时候还不是美滋滋。

李自成的农民军乌合之众，几次被明军打得全军覆没。李自成能混到西安称帝还不是因为有我大清在东北牵制住最强的明军——边军吗。到时候打起来，我大清什么都不怕，就怕李自成跑得太快。

等到4月初，什么情况都计算好了的多尔衮还是有一点没算到，那就是自己被李自成耍了!

中间好几个月，李自成压根就没给多尔衮回信，就是鸟都没鸟他。多尔衮自己傻等了几个月后终于意识到不对，立刻发兵进攻大明。(也有说李自成断然回绝满清的)

4月9日，多尔衮统率满、蒙、汉八旗兵十万余人从盛京(沈阳)出发。11日，行致辽河时，才收到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上吊殉国的消息。在降将洪承畴的建议下，多尔衮计划经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一带南下，进攻北京。

清军原本路线与之后直奔山海关路线

大军行到翁后(在今辽宁阜新境)时，与吴三桂求援的使者相遇。吴三桂声称：自己愿献出山海关，望大清“借兵”平寇为崇祯皇帝报仇，待击退李自成收复京师后，大明另有重谢。

吴三桂这话像什么呢?就好像，男女朋友外出开房，男的半夜爬到女的床上，一开始女的激烈抗拒，男的就来一句：“我就抱抱你，什么也不做的。”女的默认，男的就顺势上了床，成功开始抱着女的装睡了一下子，然后就......

现在多尔衮就是那男的，等我上了床，不对，是入了关还不是老子想干嘛就干嘛，你吴三桂手上那几个破兵挡得住我满洲八旗?

多尔衮满口答应使者所有条件后，即刻令大军改道，走连山(在今葫芦岛市境)、宁远一线，直奔山海关而来。清军日夜兼行，13天内超强行军，最后一天更是跑出200余里极限强度，终于在4月21日夜间，多尔衮率先锋部队抵达了山海关。

而此时，吴三桂已与李自成激战了一个白天了。

4.决战

4月21日，李自成的大顺军终于开到山海关。10万大军中，裹挟着大量流民与新降的明军，真正有战力的，不过李自成老营的6万人。为了保留住这些为数不多的家底，李自成再一次向山海关中的吴三桂劝降。

清军还没有赶到，此时吴三桂只能尽量拖延时间，半天才回复李自成拒绝投降。

目前，李自成并没有得到清军已经与吴三桂暗通的消息，也不知道此时清军距离山海关到底还有多远，自己攻克山海关的最佳时间还剩多少，他统统不知道。

在纯属浪费时间的劝降失败后，李自成终于开始攻城。

李自成先派出唐通、白广恩部2万多流民与新降明军绕道关后的一片石，切断吴军的退路，同时注意关外有无清军行动的踪迹，李自成心里还有对满清带有些防备的。双方在一片石激战，顺军中的流民纯属炮灰，倒是新降明军为表表忠心下了些力气。

随后正面开战，6万多李自成手上最精锐的顺军开始攻城。

顺军人数优势极大，加上攻克北京的新胜，士气高昂，而且6万人俱是百战老兵经验丰富，列阵有方进退有度。但是武器装备还是落后于吴军，只有少量火器绝大多数兵士还是使用传统的冷兵器作战，又没有重型攻城武器，只得凭血肉之躯冒死前进。

山海关上的吴军刚好一个相反，装备好过顺军太多，军中大量的火器与冷兵器混用打死打伤城下顺军无数。可是，吴军人数劣势太大，守住南边，北边又有顺军爬上城墙，这边刚推翻一座云梯，那边又有顺军架起三座。

在战况最激烈的西罗城附近，吴军几乎败溃，守城吴军假意投降待顺军走到城墙脚下，又突然发射火炮轰击顺军，顺军当场死伤惨重，一时暂退。

在北翼城，顺军拼死激战至翌日黎明，迫吴军一部投降。但因其他各城未下，顺军未能进据罗城。

21日夜间，李自成之前派出切断吴军退路的唐通部在一片石遭到突然出现的清军袭击，唐通大败，归报李自成清军已经杀到山海关。

时间转到22日清晨，李自成收到清军出现在山海关附近的消息后，顺军开始发动全部力量攻城，李自成心中暗暗祈祷希望清军只是先锋，大部队还未集结，如能先清军一步拿下山海关，则顺军有险可守，进退自如。如若不然，顺军后果不堪设想。

同一时间，吴三桂轻骑出城直奔仅距山海关2里地的清军大营，叩拜多尔衮乞求发兵救援山海关，同时自愿剃发正式降清，再不提“借兵”以复明仇之事。

多尔衮大喜，许诺吴三桂将会把皇太极之女建宁公主嫁给吴三桂儿子吴应熊(鹿鼎记?)，八旗军8万人马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回到山海关内的吴三桂率全军弃关出战，与顺军展开最后的决战。顺军经过一日夜激战，已有疲像，李自成正欲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自然求之不得。

下午3点左右，鏖战数个小时的吴军到了最后关头，饶是枪炮齐发，可是顺军依旧如潮水一般前赴后继，绵绵不断。倒在吴三桂面前的顺军尸体也是越叠越高，身边的兵士家丁却越来越少。

就在顺军快突破最后一道防线时，欢喜岭上观战的多尔衮见势，已达到顺吴两军两败俱伤目标，急令阿济格、多铎各率2万正白旗骑兵，顺势从山上冲下，精巧地绕过吴军右侧，撞入顺军阵中，大砍大杀。

李自成眼见如此，正欲组织人马截杀清军，突然间顺军中有人大呼：“满兵来了!满兵来了!”先是流民开始溃散，接着是新降明军，最后是顺军老兵，无数的顺军自相踩踏而死，李自成的军令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亲卫的保护下，李自成避开溃败的大军，急急忙忙向北京跑去，不知道在他回头看到山海关时心中有何感想。

明末农民战争史

一、概述 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于明末天启七年（1627年）的陕北起义，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完全失败。又称明末农民战争、 明末民变、晚明民变等。 明朝末期，天灾人祸不断发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明廷面对皇太极在边外的威胁和内地的灾荒，为了节省开支，精简机构，明廷被迫对驿站进行改革，而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只有铤而走险。明末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陕北。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所以率先引起农民起义。 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王二起义开始，经过洛阳之战、襄阳之战、成都之战和山海关之战，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败，起义军与明军战斗17年，与清军战斗14年。 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流动作战到运动流动作战，最终推翻明朝。后期出于民族大义，农民军采取联明抗清的决策。但是由于受到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战略失误，再加上清兵入关后疯狂的镇压，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二、王二起义（揭开起义序幕） 王二起义是爆发于1627年（天启七年）七月，陕西关中渭北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三、李自成起义（导致明朝灭亡） 李自成起义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一方。明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李自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李岩和李自成在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并且提出“均田免赋”“平买平卖“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谣。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 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致使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是为甲申之变，至此明朝灭亡。 一片石战役后，李自成退入北京称帝。 满清贵族入关，联合进攻农民军。他迎战失利，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五月十七日，李自成在湖北通城县遭到当地乡勇误杀。李自成余部继续抗清斗争。 这次起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四、张献忠起义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据米脂十八寨起义，号八大王。因身长面黄，人称黄虎。后为王，实自成一军，转战陕、晋、豫、鄂间。 十六年，取武昌，称大西王，旋克长沙，宣布钱粮三年免征，湘赣农民群起响应。次年再取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严厉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大顺三年(1646年)末清兵南下，他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死。因清廷统治需要，其自身所造杀戮皆推于已死起义领导人。